全面封锁  切断“生命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瑞金出发长征后，国民党军迅速占领了整个中央苏区，但南方八省15个地区依然留有部分红军和游击队与国民党军开展游击战争。为”剿灭“这些游击队，国民党当局在苏区全面推行早年制定的《“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

     该条例将10户编为1甲，设甲长；10甲又编为1保，设保长；5保定为1联保，设有联保主任。

国民党当局对保长、甲长的人选极为重视，多选当地的地主、土豪和顽劣等担任，妄图利用这一人群对红军游击队的”仇恨“心态，将其打造成”政治警察“，牢牢管控民众。

为确保这些”政治警察“不暗中”通共“，国民党当局又推出残酷的“联保连坐法”对其进行约束。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暗战”，但事关南方红军游击队的生死存亡。这是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生死之战”。

      对于红军游击队，当时不少保长和甲长其实是持中间立场。游击队充分利用这一点，对联保主任、保长和甲长采取镇压反动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团结同情分子的政策，使大多数保长和甲长最终偏向暗中支持游击队。

在争取到保长和甲长的支持后，游击队开始让他们代购粮食，游击队照价付款，但保长和甲长需要签字盖章。保长和甲长们一方面有利可图，另一方面有签字留给了游击队，因此基本上都会按游击队的指示照办。

除了政策宣讲，游击队还会巧妙地利用敌人内部的一些矛盾来争取保长、甲长的支持。

如陈丕显就曾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成功在国民党控制的池江区打造了一个“双面”政权。当时，池江区弓里保学校的校长黄老拐与一张姓对手为争夺池江区区长一职明争暗斗。黄老拐对游击队持中立态度，而其张姓对手则敌视游击队。

      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仅赣粤边特委就先后争取到信丰、南康、大余等十多地的保长、甲长为游击队提供各种支持。

其中，上下坑的保长游爵治还成功化身为游击队安插在敌人内部的”潜伏者“。游爵治除多次为游击队成功购买到急缺或禁购物资外，还替游击队递送了多份有价值的情报，成为一名”白皮红心“的”红色特工“。

而湘赣边区的红军游击队还主动出击，派出本方人员对敌内部进行渗透。游击队派出的2名党员不但成功当选了皮家南源第一和第二甲的甲长，还先后策反了本保的第七和第八甲长，并将其发展为地下党员，使国民党在当地的经济封锁形同虚设。